比史航性骚扰更可怕的，还没扒出来 -

史航性骚扰事件持续引发关注，截至目前，已有超过26位女性公开发声指控其行为。

多数职场骚扰事件集中出现在从业者初入职场或刚进入行业阶段，曝光的细节往往如出一辙，包括但不限于嗅闻他人头发、轻抚耳廓、偷拍隐私、不当肢体接触、言语骚扰以及强制性肢体侵犯等行为。

有舆论翻查旧闻，揭露史航十余年前便已是惯常违规者。

面对相关指控，史航方面的回应显得迟缓而无力。其辩称与多位女性存在「交往」关系，并将被指称的「性骚扰」行为轻描淡写地归为「风流」与「情调」的范畴。

史航的相关言论不仅未能平息舆论风波，反而激化了更大争议。部分人质疑事件真实性，认为聊天记录仅反映成年人间的日常交流。然而更多声音认为，史航的行为实则是自我否定——公布的聊天记录完全未体现任何暧昧迹象，女方明确的婉拒态度也被其忽视。

史航事件尽管众说纷纭，但相较于对个案本身的定性，更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围绕性骚扰问题形成的观念分歧。鱼叔借此事剖析，揭示了公众在讨论此类议题时常被忽视的细节。当「为什么不报警」成为舆论焦点时，5月3日当事人小默发布的长文迅速引发热议，累计转发量突破20万次。文章以细腻的叙事、真挚的情感和坚定的立场触动了广泛共鸣，然而部分声音仍执着于质疑其「缺乏证据」的指控，将焦点引向程序性问题。

首先，需明确以下几点：在大众认知中，性骚扰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。根据行为严重程度，可划分为三类——严重者如强制猥亵、强奸等需承担刑事责任；中度行为如偷拍偷窥、发送色情图片等则面临行政处罚；而诸如轻抚发丝、肢体接触或言语骚扰等较轻行为，仅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。此时举证责任完全由受害者承担，且诉讼过程可能陷入个体资源与能力的对抗。由于弱势群体在权力地位上处于劣势，往往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司法救济。

近期热播的台剧《造浪者》中，王净饰演的职场新人遭遇了资深男同事的性侵擾。该男子以「关怀」与「帮助」为名，通过持续性的靠近行为，逐步建立起对新入职女性的侵擾关系。

当条件具备时，可通过微妙的肢体接触来试探边界。例如轻拍肩膀、搂抱腰部等动作，既可能是在观察对方反应，也可能暗含其他目的。

性侵行为的取证往往面临巨大挑战，尤其是一些隐蔽的侵害方式，如肢体接触、嗅觉侵犯或言语骚扰等，更易被忽视且难以留下直接证据。由于人类无法实时记录所有细微的不法行为，事后也难以完整还原现场，这使得部分加害者有机可乘。例如，某些案例中，罪犯正因确信无法获得有效证据而屡次实施侵害，最终导致案件难以追责。

另一重要诱因在于权力结构失衡导致的沉默。性骚扰行为多源于存在显著权力差别的场景，如校园中师生关系、职场中新老员工关系或公司内部上下级关系等。在史航事件中，这种现象尤为明显。作为知名编剧，史航凭借其行业地位与社会资源，形成了鲜明的公众影响力。在娱乐圈这个特殊场域，名望往往与话语权直接挂钩，使得施暴者能够借助既有优势对受害者施加隐性压力。

史航曾担任乌镇戏剧节评委，但第十届评委名单中并未出现他的名字。即便如此，他仍在行业内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。对于初入行业的年轻创作者而言，他会不自觉地被视作具有权威性的代表。这种由知名度带来的隐性权力，往往使受害者在遭遇性侵时产生认知偏差。部分人可能将施暴者的越界行为误认为是亲密关系的表达，进而被动接受这种非自愿的互动。电影《信笺故事》中，13岁的女主在遭遇教练性侵后，长期将其视为恋爱关系，甚至将施暴者当作心目中的「初恋男友」，直至成年后才意识到这本质是性侵犯行为。

职场环境与课堂氛围存在微妙的共性。即便在面对权威者时内心充满抵触，多数人仍会选择以隐忍克制的方式表达尊重。这种现象在当代社会尤为明显，如本煜的评论行为映射出其过往的学生记忆——曾有多少人年少时对师长的某些做法心生不满，却仍会在其面前强颜欢笑？这种「刻意迎合」的生存策略，恰似史航在行业中的角色：作为拥有影响力与资源的资深从业者，他与初入职场的新人之间，形成了一种类似师生的权力关系。那些遭遇职场霸凌的女性，往往因对权力层级的畏惧和职业前景的担忧，被迫在人际交往中做出违背本心的选择。

常言道，当遭遇不公时，人们往往首先将矛头指向自身。尤其是初入社会的个体，更容易陷入自我质疑，将原本该对施暴者产生的愤怒，转化为对自身的愧疚与自责。

另一部备受瞩目的台湾剧集《她和她的她》中，公司高管杜骏儒长期借职务之权对女主林晨曦实施不当行为。一旦遭到拒绝，杜骏儒便以名誉和职业前景为筹码施压。林晨曦因畏惧杜骏儒掌握的权力，只能选择隐忍或设法回避。

在强权的压制下，受害者即便选择报警或起诉也往往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正义。当有人轻描淡写地提出「为何不报警？」时，表面看似理性客观的诘问，实则暗含着一种「何不食肉糜」式的冷漠，这种质疑不仅缺乏对弱势群体处境的共情，更像是一种对受害者的道德审判。

令人震惊的是，近日被指控性骚扰的史航，曾为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一书撰写过推荐语。这一事实与性骚扰指控形成了强烈反差，引发公众对文化界道德约束与行为规范的深刻反思。

曾因出版社删除过往作品，史航在公众视野中长期保持着「文化人」的形象。他热衷于塑造博学多识的公众形象，时常以家中藏书万卷为谈资。

此人言辞流畅，文采斐然，善于运用华美的语言、巧妙的比喻以及广泛的典故引用，其观点常如利剑般直击要害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凭借出色的表达能力，他逐渐成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常客，同时在社交媒体上与网友交流时亦展现出平易近人的风貌，塑造出亲切而富有内涵的公众形象。

然而，这位被冠以「文化人」称号的公众人物，却正面临性骚扰指控的风波。其公开对话记录中频繁流露出对女性的轻视态度，而在长达数页的回应声明里，更显露出对性骚扰问题的错误认知。这般言行不仅动摇了大众对其过往形象的固有印象，更令「文化人」的标签蒙上浓厚的讽刺意味。

或许他并非真正的文化人，抑或故意为之，假装糊涂。前者显得荒谬，后者则令人愤慨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即便拥有丰富的文化素养，某些人依旧难以跨越性别差异的鸿沟。知识的积累并未带来认知的升华，当面对性别议题时，依旧无法理解彼此间的界限，缺乏应有的尊重。所谓文化，终究只是纸上的空谈。

鱼叔回想起前年上映的电影《最后的决斗》，影片中塑造了两位截然不同的男主角。其中一位性格粗暴无礼，自视甚高却缺乏同理心，另一位则举止优雅、高情商且深受观众喜爱。然而令人唏嘘的是，那位看似完美的人物最终被揭露犯下了强奸罪行，且对此浑然不觉。

影片采用双重视角手法，通过男女主角各自的观察视角呈现同一场情节。看似相同的相遇场景，在主观体验上却展现出微妙的差异：对男性而言，初见时是女方被他的气场所折服，情愫暗涌中主动以唇相触；而女性视角下，则是因拘谨而发生的意外触碰，她本能地将唇部靠近，却在尴尬氛围中选择沉默。后续的舞会场景亦呈现此特点——在他眼中，女方以若隐若现的爱意传递信号，言语间暗含心灵相通的隐秘交流；而在她看来，对方目光的追随可能暗藏窥探之意，令她既期待又疑虑。

她始终以委婉的方式提醒丈夫在与人交往时多些温柔与善意。虽然丈夫的言语未必发自内心，但这份刻意的体贴却在日常中悄然发挥作用，让周遭的氛围愈发和谐。

在自恋与欲望的双重驱使下，他趁着妻子外出的时机闯入了那座熟悉的房屋。从他的视角望去，她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，既抗拒又迎合。踏入楼梯前，他特意放慢脚步，缓缓脱下鞋子，仿佛在为即将发生的亲密行为增添一丝仪式感。

对于女性而言，其处境显得格外狼狈。慌乱中奔向楼梯，却因意外绊倒导致鞋子脱落。在冲突发生之际，男性的思维仍固守于传统观念，认为女性的反抗源于道德束缚。然而，这种反抗往往流于表面。他始终坚信，女性内心深处对亲密关系的向往超乎想象。

在女性视角下，情况却截然不同。她竭尽全力呼救与反抗，却仍难逃暴力行为的侵害。

尽管事后面临指控，他始终否认强奸的指控。却坦言这一切源于两情相悦，是出于爱情。他承认有通奸行为，但坚决否认存在强暴行为。

或许在现实生活中，仍有许多男性抱持着相似的思维模式。他们或未能察觉自身行为的问题，或即便有所觉察，也迅速以自我幻想粉饰这段失衡的关系。这种行为体现了自恋与盲目，更暴露了对女性意愿的彻底无视。

频发的性侵与性骚扰案例，正在无情地戳破部分男性存在的性别傲慢，同时向全社会发出清晰警示：性同意必须建立在对方明确的"是"之上。正如法学家罗翔所指出的，性侵犯罪的本质在于对"不同意"的漠视。将受害者表达"不"的任何方式误解为同意，本质上是对人性基本权利的扭曲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那些通过语言、肢体或情绪反应展现的消极抵抗，应当被视作具有法律效力的抗争行为，这并非意味着违背道德规范，而是对性同意原则的必要诠释。

事件曝光后，鱼叔观察到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——文化圈的光环往往被过度解读。正如《爱情神话》导演邵艺辉曾提及：「文化圈的存在价值常被过度解读，尤其在圈内影响力的衡量上存在偏差。」这句话暗示着，史航在行业内的号召力可能也经历了价值重估。

在内娱圈，编剧往往被低估，甚至被视为幕后角色。相较于凭借综艺和社交媒体走红的史航，其编剧成就长期难以被观众所关注。尽管他曾参与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第一部和第三部的创作，但近年来已鲜有优质作品问世。自2013年《极品大作战》后，史航再未推出备受瞩目的新作，该作品在豆瓣仅获得6.6分，且观看人数不足300人。

在戏剧领域，史航曾与孟京辉共同创作过部分剧本，但由于这些作品并非其独立完成，因此他的创作能力一直存在争议。这种争议使得史航逐渐被贴上「文化人」的标签，其在内地娱乐圈积累的知名度也未能掩盖这一问题。这一现象引发了深入思考：若连缺乏代表作的编剧都能公然实施性骚扰行为，那么在娱乐圈中，权势者群体中是否存在更多难以察觉的类似问题？事实上，内地娱乐圈的性骚扰事件屡见不鲜，且涉及多个职业领域。例如，演员颖儿曾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坦言，自己曾遭遇过导演的性骚扰行为。

以谢娜为例，她在初入影视行业时曾因客串演出遭遇制片主任的不当行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蒋欣也曾在节目访谈中提及自己曾目睹的行业黑幕。

许多尚未进入娱乐圈的艺考生群体，往往成为性骚扰事件的高发对象。据相关报道，去年9月曾曝光一起长达15年的艺考教师性侵学生案件，引发社会对艺术教育领域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。

这种权力寻租行为并不仅限于表面层面，从基层艺考评委到上层导演制片团队，甚至一名资深业界人士，都可能通过隐性权力关系对他人施加影响。正如柳岩在访谈中所言：“处于高位的权力者往往会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使用非正式规则，以实现自身目的。”

史航虽未跻身内娱核心权力层，但其身处的行业生态仍对初入行者构成显著的权力不对等关系。在近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专访中，这一现象得到了印证。值得警惕的是，性骚扰往往以缺乏直接肢体冲突为特征，但其本质仍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压迫性结构之上，这种隐性的控制同样构成对个人的侵害。

在面对不公时，法律可能是强有力的工具。吕孝权律师曾提及我国最新颁布的《职场权益保障法》，其中对职场性骚扰的界定标准作出重要调整：该法案明确规定，判断性骚扰行为时应以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为核心依据，而不必追溯施害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或特定情绪状态。

有人可能会质疑，这种做法是否公平。但实际上，法律设立的初衷之一即在于构建一种制衡机制。考虑到多数性骚扰案件都源于权力关系的失衡，法律对受害者的倾斜保护措施，实质上是对这种不平等的矫正。同样地，网络舆论也承担着权力监督的职能。近期，「小作文」一词已被赋予负面含义，每当有性侵案件曝光，总有人将其归咎为「小作文」，质疑当事人缺乏实证基础，为何不选择报警程序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在权力高度不对等的现实语境下，许多受害者往往只能借助这种非正式渠道来寻求救济。

或许有人会质疑：是否存在诬告？是否会有反转？答案或许是肯定的。然而，「小作文」所带来的舆论压力，以及网络力量对现实职场环境的震慑效应，恰恰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。唯有敢于发声，方能击破潜藏的权力结构；唯有舆论关注，才能弥补弱势群体的脆弱性。因此，我们作为旁观者的价值远不止于围观，而是构建权力制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。无论是理性支持还是客观质疑，都在持续输送着监督的力量，而这种力量终将促成社会的良性运转。

全文完。